因“蚁族”聚集而闻名的唐家岭随着春节将至而日渐人去楼空，为避免离京过年半月闲或因来年的工作意向未定，不少“蚁族”青年选择暂时退租，而精明的唐家岭房东们也纷纷打出“短租牌”，利用2月的“空当期”将房间租给来京探亲访友的外乡客。

昨天(7日)，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西北旺镇的唐家岭村看到，村内街市两侧各色公寓的外窗和大门上纷纷贴出招租告示。以往三个月起租的单间公寓自本月起开始接受短租，起租期从10天到1个月不等，房间的租金因“是否带有独立卫浴”、“是否有独立厨房”等硬件差异而在每间房每月300元到600元之间，如果租期不足1个月，按日收取则比每日均价贵一些，原本每月300元的房间每天要交15元左右。“主要是人走了，我们还得收拾，很麻烦，所以短租自然要贵一点儿。”房东唐新说。

　　在“看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唐家岭的公寓楼多由平房“接高”而成，由原来的平房改造为二到五层不等，每层设有数十个单间。由于面向的是“蚁族”，这些房间一般都比较简陋，室内不足10平方米，仅够放下两张床和一张小桌，“蚁族”们的衣服、物品一般都收在大号行李箱中，立于室内一角。尽管简陋，公寓间还是烙上了“蚁族”的印记：宽带上网、公共洗衣间、随处可见的电影海报等。

　　唐家岭西南街127号的房东葛女士告诉记者，平时这里的房间都住得满满的，很紧俏。但快过年了，一些提前返乡的年轻人觉得房间得空上半个月，白交房租还不如来年再找，还有部分人来年想换工作，所以最近有一些人选择退租。房间“空着也是空着”，所以这里的房东们才开始招收一些过节期间来京访友探亲的短租客，“这儿也有留京过年的，他们的父母、亲戚，或者同学朋友来，可以在这里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北京宾馆这么贵，他们住这儿也方便，我们不赔就行了。”葛女士说。

　　据了解，辛劳了一年的“蚁族”青年大部分选择返乡过年，每栋楼到过年的时候只有两三户不走。对于留守京城的租客，房东们基本采取“多帮忙、少打扰”策略，并不会组织他们一起过年。葛女士告诉记者，这些年轻人每天早出晚归，性格差别也很大，他们互相间并不熟识、联络，对房东也是保持着基本的礼貌和客气，并没有当地人或者生意人那种“热乎劲儿”，所以她也不便打扰，但如果有求到她的事，她一定尽量帮忙。

【现场探访】

　　行李箱包热销 采购年货不差钱

　　天渐渐擦黑，街边店铺的灯光一一亮起，唐家岭一改白天萧瑟冷清的景象，变魔术一样喧闹起来。公共汽车不断吐出一车一车的年轻人，涌向胡同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过年气氛，唯一与往常不同的是，街边不断出现卖行李包的小贩，提示着租住在这里的人们：该回家了。

　　■“蚁族”年夜饭提前

　　在唐家岭南市场，下班回家的年轻人们忙着买菜，街边饭馆里的食客也逐渐增多。菜市场附近的蜀香阁饭馆的老板娘告诉记者，农历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已经开始有人预订，但多是周围村民。“倒是年前10日左右订出去好几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租房的年轻人，大家一块热闹热闹就回家了。”老板娘说，区分“蚁族”和村民很简单，“一般订几百元一桌套餐的都是村民，他们相对富裕，租客基本上就会零点一些实惠的菜肴，他们比较在乎价格。”

　　■时尚行李包热销

　　随着夜幕降临，街上的小贩逐渐增多，记者发现，行李包成为唐家岭地摊上的热销商品，而这里的行李包大多比较美观，或是印着可爱的卡通图案，或是样子比较时尚，而价格基本都在50元以下。“最近行李包卖得特别好，那种老式编织袋在这里不好卖，这里的年轻人还是喜欢款式时尚的。”摊主说。一辆公交车停站后，地摊边马上围起五六个人挑选旅行包，边挑边和摊主还价。

　　■进城采购年货不差钱

　　和刚刚从拥挤的公交车中逃出来的人们相比，早一些回来的年轻人更加气定神闲。下午4点左右，不少年轻人早于人潮返回唐家岭，他们手中拎着北京烤鸭、稻香村点心等礼品，慢慢地走回自己的蜗居。

　　“我给妈妈买了一件毛衣，给爸爸带了两瓶酒，又买了北京烤鸭、果脯，还有给亲戚孩子们带的零食。”小唐说。下周，他就将踏上回家的列车，而这些礼物是他攒了4个月的钱换来的。“从北京回家，家乡人都觉得我是衣锦还乡。我不能给爸妈丢人，所以早早就开始计划带回家的礼物，也早早开始攒钱。”小唐说，要从每个月1300元的收入中省下150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此，他推辞了几次同事聚餐，连一直想看的《阿凡达》也没去看。

　【新闻内存】

　　蚁族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概括，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

　　蜗居蚁族

　　谭晓飞：“面子和票子”阻断回家路

　　大年将至，谭晓飞辞去了本年度第二份、来京后的第五份工作，寂寥地倚在有些残破的书桌前，面无表情地浏览着网络上的海量新闻资讯。QQ的头像在闪动，远在安徽合肥打工的姐姐又在追问他是否回家过年，“加班”，他敲出了让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又不容辩驳的答案。窗外华灯初上，烘热的熟食、兜售的红衣红袜和提着大包小裹行李急匆匆赶路的年轻人，让唐家岭多了几分喜庆，而这些似乎与谭晓飞无关。

　　面对记者的接连发问，谭晓飞始终不肯将视线从电脑屏幕上转移，只是出于礼貌给出只言片语的回答。言语间没有抱怨只有无奈，在他青春痘尚未褪净的25岁的脸上，有着人近中年的没落神伤。他说，自2008年南方大雪让他在安徽农村老家过足一个年后，他就不敢再回家过年了，“面子和票子”阻断了回家的路。

　　谭晓飞说，他2006年毕业于外省的一所名校，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刚一毕业他就怀揣着大展宏图的梦想杀进了北京城，文科出身和一张白纸的工作经历让他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2007年初，有些心灰意冷的他因为“没法向家人交待”就没有回家过年。次年，他放低了要求，为谋生先后从事了房产中介、保险等行业，也与在京的高中同学一起在唐家岭租房安居。每月从生活费中抠出200多元，一年攒下的不足2000元随着2008年返乡过年而瞬时化为乌有。往返500元的交通费，给父母的500元过年费，给一向对自己呵护有加的姐姐添件新衣，给村里的外甥、侄女们点压岁钱……尽管他这点微薄的“回馈”并不能让家人满意，让自己有荣归故里的感觉，但却是他用一整年的血汗换来的。

　　“2008年下大雪，在家呆了半个多月，是我自上大学后回家时间最长的一次。爸妈一直嘱咐我，让我在北京好好干，以后把他们接来，有机会也让我姐带着孩子来北京看看。他们把希望都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就像当初他们把家里的钱都拿来给我读书用一样。我听着应着，不想扫他们的兴，那时候也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他说。从老家回来的路上，谭晓飞规划着自己和家人在北京安家落户的未来，顿觉自己的“伟大”，可回到北京，回到唐家岭，不稳定的工作、捉襟见肘的生活，很快将他打回“渺小”，让他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2008年，他在一家IT公司做文职，村里人都知道他成了“IT精英”，其实每月的收入还不足1500元，由于一年也没攒下什么钱，他2009年的春节就没有回家。如今，他刚刚辞去小贸易公司的工作，父母已开始催问“你这两年攒了多少钱?够不够在北京买个小房子?”、“什么时候能找个媳妇?”“我觉得这些想都不敢想，可我爸妈不能明白，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姐来过北京，还给我留了几百元钱，她知道。但我们都和家里说我挺好，就是忙，事业已经起步了，很快什么都会有。”他说，“我不知道这样的话爸妈还能信多久，可我不能剥夺他们一辈子的骄傲和希望!”

　　谭晓飞说，在他看来，能吃着泡面，打打游戏，间或看几眼春晚的视频就是他能想到的最轻松、快乐的大年夜了。

归家蚁族

　　小步：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在唐家岭的一条小街上，记者遇到了正要回到住处的女孩小步，她和两个朋友正在一边走一边开心地聊天。当得知记者想要采访，小步大方地说：“来我家说吧。”而和她同行的男孩却有些犹豫，小步赶紧说：“没关系，来吧。”

　　就这样，记者跟着他们踏着铁楼梯走上了小步所住的二层宿舍。这是个典型的女孩子住的房间，一张大床占据了屋子里的绝大部分空间，三床叠好的被子整齐地靠墙摆着，床上铺着粉色的床罩，周围的墙也用粉色的花布围了起来。这间屋子比大多数出租房要好一些，屋里有个狭小的厕所，厕所门口还有水池和一个简陋的灶台。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只有十几平方米、一张大床的屋子里竟然住着三个女孩。“你看这不是一张床。”小步掀起床单，下面露出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双人床，两张床挨在一起。“其实本来可以弄成上下铺，但我觉得平床更有家的感觉。我们三个是高中同学，所以一点也不嫌挤，反而每天下班回家一起打打闹闹很开心。”

　　小步是1987年出生的女孩，刚刚参加工作一年的她已经换了三次工作。在她的床头上摆着几本书，最上面一本是《从一无所有到百万富翁》。“一无所有就是我现在的状态，现在的生活和我毕业前设想的差不多。”顿了顿，她又补充了一句，“可能比想象中更艰难一点吧。”小步家在河北农村，因为离北京很近，所以她下周就要回家过年了。“没什么钱，所以没给家里买太多年货，我给妈妈买了件衣服，给爸爸买了吃的。”小步说，她每个月挣1500元，除去每月摊的200多元的房租水电，剩下大部分钱都用来还助学贷款了。说到钱，开朗的小步声音有些低沉：“如果没什么额外花销，每个月我只能剩下200元钱。”在北京工作一年，小步自己一件衣服也没买过，添置过的两件衣服都是嫂子给她买的。随即她又抬起头来高兴地说：“不过这个月再发工资就全是我的了，因为我把助学贷款还完了!”

“蚁族”之痛：有多少人不敢回家过年

　　“三年买车”、“五年买房”，通过奋斗过上城里人一样体面的生活，是许多“蚁族”的梦想。然而，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激烈的职场竞争，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几乎是没有可能实现的幻想。听说许多“蚁族”到了北京，不敢将自己的真实境况告诉家人，通报给父母的多是些精心编织的谎言，如多么现代的办公条件，多么高的工资，多么好的住房。这些“谎言”在安慰了远方亲人的同时，也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以至于许多人不管多么孤独，多么渴望亲情，到了春节也不敢回家。因为回家支出的不仅仅是往返路费，还要给父母亲人一一带上与“富足生活”相应的礼物，而这是他们没有能力办到的。

　　新近出现的一个名词引人注意，那就是“蚁族”。

　　这是一个多少令人有些哀伤的比喻，特指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群体与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如高智商、弱小和群居等。研究表明，小小的蚂蚁竟有二十五万个脑细胞，是所有昆虫中最聪明的物种。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并涌向大城市的“蚁族”们，在当下聚居生活的特征也与蚂蚁吻合。

　　关于“80后”的生存状态和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已有过许多讨论，比如之前对 “啃老族”和“月光族”的关注，现在又有了“蚁族”。

　　“蚁族”来自社会底层，没有可依靠的家庭背景，没有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一切全要靠自己的拼搏。当他们赤手空拳来到北京，凭借的最大资本是年轻，有文化，肯吃苦。于是，许多城里人所不屑的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和餐饮服务等低层次、临时性的工作成为他们成功人生的起点。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中，许多人不仅谈不上“三险”和劳动合同，甚至稍不小心就会失业或半失业，这个人群更是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据报道，“蚁族”的平均工资不到两千，如此低收入想在北京这样的高消费城市生存下来，只能在远离市中心的城乡结合部，租住低廉简陋的房子，多数情况下以盒饭充饥。

　　在没有“蚁族”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对这个人群的生存现状多少有一点感性认识。路过地下通道时，常常会看到三五个年轻人手抱瑟琶唱歌，旁边放一顶倒置的帽子或开口的旅行包。不忙的时候，我会驻足听上一会儿，离开时轻轻放下一两张钱币。偶尔也跟他们聊聊，听他们说起哪位歌星曾在地下通道里唱过，后来去了酒吧，再后来大红大紫。年轻人在这样的场合唱歌，除了挣一点生活费，也希冀着路过的行人中万一有个“伯乐”呢，那就能带着他们实现梦想。

　　更经常见到的是在街道上那些身穿廉价“正装”的年轻人。他们会在你走过时脸上堆出早已准备好的职业“微笑”，向你推销某种商品，比如商业保险，比如待售的楼盘，比如新开发的电脑软件。人们通常会对这类推销很不耐烦，甚至反感。了解了“蚁族”的生活之后，我觉出了他们的不易。每个人都有过被拒绝的体验，那种滋味相当难受。但“蚁族”们为了“绩效”，一天不知要打多少推销电话，不知要向陌生人赔上多少笑脸。夜晚，当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自己的蜗居时，该如何消化那些拒绝的冷脸和蔑视的目光呢。

　　“三年买车”、“五年买房”，终有一天通过奋斗过上如城里人一样体面的生活，是许多“蚁族”们的梦想。然而，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激烈的职场竞争，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几乎是没有可能实现的幻想。听说许多“蚁族”到了北京，不敢将自己的真实境况告诉家人，通报给父母的多是些精心编织的谎言，如多么现代的办公条件，多么高的工资，多么好的住房。这些“谎言”在安慰了远方亲人的同时，也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以至于许多人不管多么孤独，多么渴望亲情，到了春节也不敢回家。因为回家支出的不仅仅是往返路费，还要给父母亲人一一带上与“富足生活”相应的礼物，而这是他们没有能力办到的。尽管愿意吃苦，现实的冷酷仍使绝大部分“蚁族”在奋斗几年后因梦想破灭而选择了离开。

　　由“蚁族”又想到几十年前的“知青”。每一代人的青春都光华四射，每一代人的青春也都有各自的伤痛与迷茫。“蚁族”确实活得比较艰难。这个艰难，对于他们本人来讲是要勇于面对的。天下从来没有太平坦的人生，比这糟糕的处境下也有奋斗出来的人。逆境本来是对人的考试和筛选。不能寄希望于天上掉馅饼的事。

　　但对于社会来讲，则是另一个严肃的话题。尽管现在对大学扩招有种种批评，但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有知识的人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社会培养一个有才智的大学生要付出极大成本，这些大学毕业生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梦想着走出一条与父辈们不同的路，他们是一批相当宝贵的社会资源。一个城市拥有了千千万万个带着梦想的有知识的年轻人，才有活力，怎样让这些梦想不致成为泡沫，留住这些“蚁族”并让他们活得有尊严有希望，在大城市找到归属感，无疑是全社会都应当关注的事。